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新的時代條件、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偉大實踐中，創立了習近平經濟思想。這一思想全面系統深刻地回答了關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立場、歷史方位、指導思想、制度基礎、發展主線、根本要求、經濟體系、發展道路、戰略選擇、對外開放、發展安全、根本保障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揭示了蘊含其中的內在邏輯和客觀規律，并在指導實踐中彰顯出科學真理性和強大生命力。

（一）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回答了發展的根本保障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早在201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強調，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水平，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政治制度的優勢。黨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抓住了中心工作這個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都強調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提高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水平。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確保中國經濟這艘巨輪沿著正確的航向前行的根本保障。

（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回答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根本立場問題。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就明確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鮮明提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一點，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都要牢牢堅持這個根本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刻闡明了發展為了誰、依靠誰、發展成果由誰享有這一根本問題，是貫穿于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條基本脈絡。

（三）從經濟發展新常態到新發展階段，回答了中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問題。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和深層次問題凸顯，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與此同時，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持續蔓延，世界經濟復蘇乏力。201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強調，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疊加的階段。2013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新常態”。在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從9個方面的趨勢性變化分析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原因，強調“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017年10月，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我們要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從“三期疊加”、經濟發展新常態到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再到進入新發展階段，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轉換的演進過程，在邏輯上具有內在一致性和遞進性，闡明了中國發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轉換后的基本戰略取向。

（四）堅持新發展理念，回答了中國要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的指導思想問題。發展理念是發展行動的先導，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東西。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貴州和吉林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多個省份主要領導同志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在深入調研基礎上，提出要用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行動。2015年10月，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回答了關于發展的目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集中體現了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深化了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引領我國發展全局發生深刻變革。

（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回答了發展的制度保障問題。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2013年11月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市場作用作了全新定位。這些論述，闡明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有機統一、相互促進的關系，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納入到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作出新概括，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的重要發展和深化，為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回答了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015年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深化，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了“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新要求，強調這八字方針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管總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論述，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理論創新，明確了新階段經濟發展和經濟工作的主線，對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七）推動高質量發展，回答了我國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問題。高質量發展，集中體現了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是為了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201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強調，“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切實轉變發展方式，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使發展成果更好惠及全體人民，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動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新形勢下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要求，為新發展階段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提供了根本遵循。

（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回答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建設什么樣的經濟體系問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基礎。2017年10月，在黨的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2018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國家強，經濟體系必須強。只有形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才能更好順應現代化發展潮流和贏得國際競爭主動，也才能為其他領域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我們要按照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要求，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如期實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我們黨的現代化建設理論，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了行動指南。

（九）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回答了中國發展的道路問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特別強調，我國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2021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中國發展繁榮進步創造了重要前提，改變了長期以來以西方現代化模式占主導的世界現代化格局，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發展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十）構建新發展格局，回答了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問題。進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逆全球化趨勢加劇，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上升，傳統國際經濟循環明顯弱化。在2020年4月召開的中央財經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與時俱進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戰略抉擇，也是塑造我國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方向，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打通經濟循環堵點，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完整性，使國內市場成為最終需求的主要來源，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論述，回答了進入新發展階段后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問題，是在應對各種嚴峻復雜挑戰中提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形成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重大戰略部署。

（十一）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回答了中國發展的對外開放問題。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京外調研第一站就到了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向世人宣示了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的堅定信念。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是我國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寶。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后，這已為世界和我國發展實踐所證明。在2018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上，習近平總書記重申：“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強調攜手應對全球性威脅和挑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中國必將以更高水平開放的姿態擁抱世界，必將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動，推動中國與世界共同繁榮和發展。

（十二）統籌發展和安全，回答了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我國各類矛盾和風險易發期，各種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因素明顯增多。我們必須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樹立底線思維，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一些，把風險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強弱項，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推進。統籌發展和安全，辦好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體現了統籌“兩個大局”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為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確保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順利推進提供了戰略指引。

綜上所述，習近平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實踐，是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認識深化和理論創新的最新成果，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新的理論飛躍，是做好新時代新階段經濟工作的根本遵循，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理論指南。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